假如犯罪的人有特殊的功劳或相当的地位，则被赐死自尽。
更让人惊叹的是，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恶，并认为人性恶是社会争乱的根源，但是，他并不一味地否定人性恶，也不企图禁绝它，而是对它抱持宽容的、客观的态度：性者天之就也，情者，性之质也，欲者，情之应也。亚里士多德对正义似乎没有严格的定义，在正义与法的关系中陷入了循环论证。
但是，这种外在化，这种内外结合，并非必然就产生善与恶，甚至可以说，在绝大多数条情况下，也并不形成善与恶。当我以对人性的新的认识来重读《中庸》、重新理解道时，则有恍然大悟、醍醐灌顶之感。……今人主轻刑政，宽百姓，薄赋敛，缓使令，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，饰智任诈，负力而争，……[191]因此，法必须信守道，持之中正，不屈不阿：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，然故谌杵习士、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，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，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，珍怪奇物不能惑也，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。所谓恶者，偏险悖乱也：是善恶之分也矣。同时，专利保护是有期限的，避免专利人长期获利而不思进取。
黑格尔自己则说：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、一切生命、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。在这里，首先圣托马斯假定上帝的存在，万物都是受上帝照拂的。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，古之所谓愚，今之所谓智。
蒋介石的南京政府，民主的大旗举得老高，宪法的词句更是漂亮……然后呢，民主于中国人而言，仍然是镜中月，水中花。同时还对政体、人民的权利义务责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、外交等作了规定。[46]汉、唐两大皇朝之间，中华法系日臻成熟，从秦苛政以后的戒暴入简，到汉兴后的由简入繁，再到唐高祖的务从宽简，其间八百余年，不知有几多反复，此间最重要的变化，还不在于法律的繁简，而在于儒家仁政的思想深植于中华法系中，及至《唐律疏议》中确立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则，中华法系已绝代独立、傲然于世了。故仁者养物之器，刑者惩非之具，我欲利之，而彼欲害之，加仁无悛，非刑不止，刑为仁佐，于是可知也。
所以明律比唐律严酷得多。随后又采仿西方上下议院之立意，编制《资政院院章》，于1909年公布施行。
尔后由北魏分裂为的东、西魏，也分别撰有《麟趾格》和《大统式》，丰富了中国的法文化。[76]如此蛮横的话，则成为清政府修改中国律法的最主要诱因。刑者，惩恶而禁后者也。夫治民者，若大匠之斫，斧斤而行之，中绳则止。
另外，法律的其他形式令、格、式，在唐朝的不同时期都有发布，但却不能与《唐律疏议》相提并论了。据说周礼为周公所作，参照了夏殷之礼。故商、周之所以昌，桀、纣之所以亡也，汤、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，桀、纣非得跖、蹻之民以乱也，故治乱不在于民。王国维先生在其《殷周制度论》中说：周之制度典礼，乃道德之器械，而尊尊、亲亲、贤贤、男女有别，四者之结体也，此之谓民彝。
[69]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少数民族统治，也是中华帝制的最后一个殉葬者，这是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：以落后民族而能定鼎神州，奉中华文化为正朔，正是它能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核心所在。当国家出现后，这种恶的对立则更加频繁，且集中表现在国与国的战争中。
自此以后，礼法并用，德主刑辅已经成为中华国家治理的主流。这固然有国家衰亡时的形格势禁，也有对中华法系的身在庐山之迷，更有对西方法系的盲目崇拜。
除了《晋律》，同时还有《晋令》四十篇，《晋故事》三十卷。但他把对他人的礼让看作对自己的刑，把对他人的争夺看作对自己的礼，则又太别出心裁了。但是，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，恶的对立日臻突出，孔子孟子的仁政思想乏人问津，遍访诸侯而不得入其门。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5—8页。宋没有制定自己的法律，就不用说了。我们说刑是针对恶的对立的制度设置，不管刑以后转变为法也好律也好，这一点都是成立的，也是根本的。
但是，其后四夷未附，兵革未息，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，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，取其宜于时者，作律九章。1953年3月公布实施《选举法》。
而致人获罪的罪名，通常是偷盗、杀人、贪污、不孝、不敬等。重农奖功，限制工商业，鼓励农业的发展，戒惩私斗，奖励军功。
转引自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22页。1911年，《大清民律草案》在日本法学家的主持下完成，它又是一部囫囵吞枣的作品，主要参照于《德国民法典》、《瑞士民法典》、《日本民法典》，对中国传统法制、习俗大多未加注意[78]。
[83]从清末到现在，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，匆匆已过百年，其间的法制建树，不可谓不多，不可谓不力，然则至今离以法治国的宏伟构想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部新刑律的修订虽说也参照了《唐律》以来的旧有规定，但大部分是根据西方法系的最新法案编纂的，其中涉及纲常伦理的部分多有改动或未纳入，特别是未婚通奸不入刑，引致猛烈的抨击，认为大违于礼教。在刑法原则上，有了变通的考虑，对故意与过失、偶犯与贯犯区别对待。[72]随后蒙古人的暴虐统治，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度受挫，而到明、清时代，商品经济又有新的发展。
最有西方意味的是1908年《钦定宪法大纲》的颁布，虽然以甄采列邦之良规，折衷本国之成宪，为立法原则，则完全按照的是西方理路，更可笑的是，它还是一个二手货，是以日本宪法为母本，[77]而日本宪法又是根据西方宪法而来的。上诉、复审固已有之，但对死刑的执行更加慎重，有了三覆奏、五覆奏的新规定。
而将相皆旧功臣，少文多质，惩恶亡秦之政，论议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。道者可以率人之性，又不能禁人之恶。
[12]明确说到，刑是对外的。故公输子因木之宜，圣人不费民之性。
而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还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时肉刑的废除。其实，中国最先仿制西方法律而进行的立法是商事法律，1903年就完成了《商人通则》和《公司律》，1904年有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》的施行，其后《破产律》于1906年颁布并实行，1908年又请日本法学家起草《大清商律草案》，草案包括《总则》，《商行为》，《公司法》，《海船法》，《票据法》，共1008条，但未颁行。因此，用法制的手段强制地控制或切除社会的毒瘤，就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需。
监狱条件及犯人待遇的改善[61]等。其罪名也新增了俱发罪、共犯罪等。
管子甚至还说：所谓仁义礼乐者，皆出于法，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。御史大夫的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，夫治民者，若大匠之斫，斧斤而行之，中绳则止，不仅意识到社会矛盾、社会问题存在的必然，而且有因势而为、匡时救弊、适中而止的认识。
这只算作极端的情况，而一般情况下，尽管都在强调人民民主，宪法中规定的人民的普选权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）却很难说有完全的实现。[13]从现有的资料看，礼的出现应早于刑，关于礼的记载更久远，更完备。
">
发布评论